去年第27屆聯合國氣候峰會（COP27）有一項非常重要的決議是「損失與損害基金」（loss and damage fund）的成立，在今年UNFCCC COP28的會議上，這個議程同樣是小島國聯盟（AOSIS，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）和許多第一線深受化石燃料，與全球升溫造成氣候變遷影響的全球南方國家（Global South）至關重要的議程。
第一線受害國家，多是台灣重要邦交國
損失與損害基金是來自十年前，由小島國家聯盟提出。在當時，小島國就已發現不少缺乏「氣候正義」的現象正在威脅他們的生存。英國《衛報》報導指出，因為高度工業化的已開發國家，也就是俗稱全球北方（Global North）國家，因為化石燃料的天然資源開採、建設、開發，以及後續的再投資、再開採建設開發，所造成極端氣候危機，預估使開發中國家損失近4,000億美金。
另外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（IPCC）的報告顯示，每年有3,260萬人因為氣候變遷災害而流離失所，被迫離開家園。
在今年COP28第一週會議中，有超過25場的周邊會議與場外示威行動，都在表達損失與損害基金建立、長期運作的重要性。這些第一線受害國家，有許多都是台灣重要的友好邦交國，像是帛琉、馬紹爾群島、諾魯等國家。
在台灣與帛琉合作的場館中，也舉辦了相關活動，邀請帛琉、馬紹爾群島、諾魯的環境部長討論損失與損害基金設立對國家的重要性，這是一個嚴肅而悲傷的議題。
因為國際上許多研究報告顯示，依照各國目前的減碳作為，我們很難守住1.5度的升溫；這也導致許多國家深受海平面上升威脅，以及各式極端氣候變遷造成的災害和侵害。
但很可惜的，截至今年COP28第一週的統計，全球北方國家所認捐的金額僅1,750萬美元，遠遠不足以支應這些受害國家的損失。
「損失與損害」為什麼和既有外交援助不同？
損失與損害基金對於全球南方至關重要，是一筆關乎生存的重要經費。世界各國或多或少都與全球南方國家有減碳與調適合作計畫，像是美國環境部每年都會與太平洋島國聯合召開環境會議，提供援助裝設再生能源設施經費申請及計畫，或是產業減碳轉型的計畫。
台灣也在去年與馬紹爾群島簽訂調適合作基金、與諾魯等國啟動公正轉型基金。這些既有經費與計畫都是在因應氣候變遷的減碳作為，或與調適行動有關。既然如此，為何還需要一筆損失與損害基金？
根據COP28關於損失與損害基金的周邊會議顯示，原因在於因應極端氣候災害有許多「細節」必須注意。舉例來說，「移動」就是一個需要額外經費挹注的事情。
因極端氣候事件遷離原本的生存空間，在新居住地的安置，或是在發生極端事件前，需要災害模擬、進行災防人員疏散演練，以及建置預警的硬體與軟體。這些細節小到關乎地方政府、關乎一個小社區，都不是既有關乎中央層級、大型的、集中式的減緩與調適的計畫，所能涵納與規範的範疇。
另外再舉一個關乎細節的例子：「訊息公開」，將因應極端氣候事件的正確訊息散布給需要的人，以及精準給予脆弱地區的居民，這是一件非常瑣碎的工作，也非常因地制宜、仰仗彈性與地區性。這也難以在既有的減緩與調適計畫中被涵蓋。
因此這筆額外的損失與損害費用，與其說是「多的」費用，它反而是「補足」既有計畫的不足，補足民生、災防和社區應對災害的細節事務。而這些細節對太平洋島國、全球南方國家來說，是危急存亡的重要工作。
台灣如何貢獻技術、貢獻氣候變遷解決方案
台灣雖不是聯合國會員，不需在損失與損害基金上有所認捐，但損失與損害基金的設立，卻是與台灣息息相關的重要議題。因為這些第一線承受氣候變遷災害的國家，許多都是台灣重要且友好的邦交國。
不管是官方代表或是民間團體，每每到了國際會議中，都可以深感這些邦交國接收到台灣的友好與協助。日前貝里斯、馬紹爾、吐瓦魯等國，甚至在氣候峰會上為台灣發聲，表達台灣在氣候議題上的參與和努力。這都是仰賴多年以來，台灣與邦交國許多技術團的交流計畫，以及近年開展的許多永續議題交流。
台灣近年也同樣面對極端氣候事件，而這些災害不僅與自然環境相關，也與人民的民生、糧食息息相關。像是2020年上半年的嚴重缺水，不僅造成農業上的農損災害，又因高溫用電量暴增，導致電力系統的故障停電。
而這些事件發生前，台灣的災防與研究單位就已模擬預估台灣在未來會面臨旱季延長、極端暴雨增強，破歷史紀錄高溫的極端氣候事件影響。
氣候變遷議題不只是單一國家的議題，更需要全球尺度、區域尺度上，雙邊與多邊國家相互交換訊息與研究交流，在極端氣候中不遺落任何一個人，彼此更是共同體。在因應極端氣候上，與這些邦交國攜手前進，官方與民間的串連與行動，支持彼此在氣候正義上的訴求與期待，是台灣重要的氣候外交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