計程車駛入台北市紹興南街，中正紀念堂的大忠門出現在前窗。街道外牆堆著大量被棄置的家具與雜物，另一側污水改善工程正在進行。下車後蔡阿龍（化名）走進小巷，看著蔽天的茂密樹林，說：「上次回來的時候是去年了。」
巷內多處被鐵網圍起，拆到剩一半的舊房子還沒被夷平，電線纏繞住外露的鋼筋，殘壁上「自己國家自己救」的貼紙標記著當年的抗爭。
乘客蔡阿龍與司機賴瑞田（化名）都曾是這裡的住民。兩人在小巷間走走停停，不時張開雙臂比劃，感嘆著哪一顆果樹又長大了。他們本能在去年「搬回」這個生活幾十年的地方，而今卻只能在十公里外的南港中繼宅，和其他紹興居民繼續等待。部分年老的長輩，則由於迫遷衝擊與新環境的不適應，來不及等到重返紹興，便先回到天上了。
十一年前，背上罪名、失去家園
紹興社區位於台北的舊城中區，緊鄰中正紀念堂與台大醫院。此地最早為日治時期台北帝國大學（今台灣大學）的宿舍區，而後由國民政府來台攜帶的軍眷，與1960年代經濟起飛，自鄉村到城市尋找工作的移民，至此落地生根，逐漸發展成聚落。
2011年，台大聲稱擁有紹興社區的土地所有權，對居民提起民事訴訟，要求他們拆屋搬遷，並繳交侵佔土地的「不當得利」。「我們住進來的時候，這裡的土地產權還沒有過戶給台大，直到民國75年才被登錄是台大用地。」居民蘇大哥回想起來仍忿忿難平，他忍不住拍桌：「最可惡的一點是，台大先對我們提告、直接派律師過來，沒有溝通的餘地。」
一夕之間，紹興居民失去家園還背上罪名，他們決定發起抗爭。
起初校方並沒有理會居民的抗議，直到台大學生組成「紹興學程」加入聲援、升級行動，校方才終於願意溝通，並承諾提供安置方案。「不當得利」的罰款也在居民與學校談成和解後，調降為1%。
居民認為，台大是以「協助處理政府不足之處」的姿態，象徵性收取這1%的賠償。至於搬遷補償，他們說，台大以「學校不是營利單位，也沒有法源依據」的原因，未提供。
後續協商花費近五年時間，期間台大配合台北市政府公辦都更政策，確定「紹興南街基地再生計畫」，規劃興建結合醫療資源與安置功能的實驗性住宅，並承諾在2021年都更完成後，會讓紹興居民承租。在這之前，居民按照原本的協議，陸續被安頓進南港的基河三期中繼住宅。
「來到這個時代突然變成犯法的人，真的很不能接受。」蔡阿龍的眉頭深鎖，「但面對國家法律，我們還能講什麼？」蘇大哥則說，自己秉持「民不與官鬥」的原則：「人家依法有據，該抗議的我們也做了，能走到這個地步已經比其他案件可以了。」但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，他依舊抱持忐忑的心情：「能不能搬回去，沒人敢打包票。」
搬離紹興 在南港重新開始
其餘沒有住進中繼宅的居民則四散各地，偶爾會在重要節日回來敘舊，時間一久，也漸漸失去聯絡。當初新生活適應上遇到困難的長輩，則在後來幾年相繼過世。
紹興權益促進會成員張大哥說，自己的心境其實與長輩們不太相同。「我在紹興的家沒有廁所，必須繞到屋外去。這裡的衛生環境好多了。」他認為相較有清潔隊駐點、偶爾會飄散異味的紹興社區，基河國宅乾淨、安全許多。
當時賴瑞田在第一批搬遷名單內，卻等到老婆和女兒都搬到南港的兩個月後，家要點交給台大了，才離開紹興。「在這邊生活了幾十年，一時之間我真的放不下。真的放不下。」從有房子變成要租房子，轉換生活的陣痛期無可避免。
五年過去，賴瑞田安頓好自己的心情與生計，疫情前他加入車隊專門接觀光客行程，現在純粹跑計程車的收入加上中繼宅的租金補貼，還夠應付生活開銷。
蘇大哥記得很清楚，六年前的農曆8月16號，他故意在紹興南街過完中秋，才搬過去南港。「我就是想留一個紀念。代表這個年還是在舊的地方過，有頭有尾。」雖然現在的社區也舉辦中秋烤肉活動，他卻幾乎沒有參與。儘管後來的生活在陸續換了幾份工作後逐漸步上正軌，蘇大哥仍在學會與迫遷的傷痛共存。
紹興學程成員林宛穎表示，組織陪伴居民來到南港初期，會舉辦兩週一次的共餐或社區活動，聯繫大家的感情。近年雖然因為疫情中斷，紹興學程仍會定期問候居民，關心他們的起居狀況。成員之一，現為台灣人權促進會專員的余宜家說：「我在2010年認識居民，已經十幾年了，跟他們的關係就像朋友。」
歷史發展下 非正規住居的權利困境
紹興居民這類在國家歷史發展、政策因素下，沒有辦法證明自己擁有房屋或土地所有權的「違建戶」，聯合國稱之為「非正規住居」，以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與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》（簡稱兩公約），保障這類身分族群的居住權與人權。立法院於2009年通過《兩公約施行法》，將此精神納入我國法律。長期關注迫遷案的律師郭鴻儀表示，要談非正規住居，必須討論到台灣土地買賣的歷史發展脈絡。
「日治時期的土地買賣採『登記對抗主義』，只要擁有買賣契約，就可以證明是土地的所有權人。但後繼的中華民國政府是採『土地登記生效主義』，除了買賣，必須到地政事務所辦理登記，才能真正擁有土地。」郭鴻儀解釋，中華民國政府接手台灣後做的土地總盤查並不徹底，且不少日治時代有土地買賣契約的人沒有做登記，許多沒被紀錄的「無人地」因而被直接收歸國有。
郭鴻儀表明，這是土地制度在政權銜接的過程中出了問題。台灣多年來由於開發、徵收土地出現的居住權保障、迫遷爭議，不少與非正規住居有關。
談及非正規住居者在面臨徵收時的困境，郭鴻儀表示，除了沒有財產權與居住權保障，拿到的補償金極低之外；社會輿論會認為他們「違法在先，沒有資格談權利」，較難給予同理。
余宜家提到，民法「時效取得地上權」的相關法條，和聯合國保障非正規居住者的立意相似。而紹興社區在抗爭時，有試著透過時效取得地上權來維護自身權益，但由於居民們都已經先被台大提告，沒有人申請成功。余宜家認為：「很多案件以為能尋求法律協助，實際上卻有無法主張權利的困境。」
實驗計畫再次流標 紹興居民心繫家園
「以前這個區域是日本的黑瓦屋，我就住在對面。」賴瑞田踩著雜草和破碎的磚瓦，走到一處空地後拿起手機裡存的舊家影像做比對，照片中是鐵皮與深灰色的水泥矮房。他呼喊在一旁欣賞樹林的蔡阿龍：「過來看！我有幫你的房子拍照。」蔡阿龍湊上前，看著已經不存在的老家皺起眉：「這個人真奇怪，故意讓人觸景傷情。」
賴瑞田調侃蔡阿龍：「他以前住豪宅區啦，我這邊是平民區。」兩人其實在抗爭前並不熟識，卻因為反社區被迫遷的共同目標，成為朋友。他們都是現任的紹興權益促進會理事，利用下班時間，花時間和心力，協助居民的日常瑣事與後續的安置事宜。紹興權益促進會也定期舉辦會議，關注台大在實驗計畫上的進展，並做出應對。
與紹興居民一同走過拆遷抗爭，余宜家在他們身上看見韌性。她認為，即便紹興是在自救會同意的狀況下搬離，居民依然付出很大的代價。
生活型態轉變、新環境的適應困難與長者生病離去，都在剛搬到南港的半年內發生。余宜家說：「實驗計畫希望能結合台大的強項，例如護理、醫療服務、復健，也要讓居民有可以參與的事情。」
蔡阿龍表示，除了期待公宅具備更多對長輩友善的設施，他沒有多餘的想法：「只希望承諾趕快兌現，重點是我們要租得起，不然都白講。」
然而，台大的紹興南街基地再生計畫，在今年七月第四度流標。疫情影響加上無人願意投資，當初計畫在2021年興建公共住宅，讓居民搬回紹興的承諾，進入無限期延宕。
回南港的路上，車子駛進擁擠的下班車流，他們討論到玉衡宮是否會保留，「不知道廟方找到合適的新地點沒有？」蔡阿龍說，冥冥中自有安排，讓神明發揮神蹟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