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國經濟自一九八〇年以來的實質成長將近一五〇％，中位數薪資卻靜止不動，呈現平躺走勢。這代表什麼意思？
顯然(而且頗令人意外地)，經濟成長與中位數薪資完全脫勾。不過我們先來稍微更仔細地檢視這種變遷。美國社會安全局(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)旗下的總精算師辦公室(Office of the Chief Actuary)彙編有各階層薪資的詳細資料，可惜沒能溯及一九八〇年。
所有國家的各黨派政治人物都對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情有獨鍾，媒體大抵也有志一同：某黨若能推動國內生產毛額成長就是績效好，而且是有益於所有人──這被視為理所當然。
實情是，實質國內生產毛額出現驚人成長的同時，社會多數工薪族卻沒有分到任何一杯羹(其實是蒙受損失)，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，獲得的媒體關注卻驚人地微不足道。
經濟成長，薪資卻沒漲？
如果一國的國內生產毛額成長不再自動與一般薪資成長連動，那麼我們很有理由提出這個問題：多出來的錢究竟哪裡去了？
一九八〇年到二〇一五年的經濟成長率是一四七％，轉換成中位數薪資卻只見一％的成長，這樣的鴻溝確實很需要解釋。
首先，雖然國內生產毛額上揚了一四七％，這看似可觀的成長並未公平分享，大多成為公司收益，少數才流入薪資。
一九八〇年，國內生產毛額有將近四十九％是以薪資報酬的形式付給員工，到了二〇一五年只有四十三％。1這對以投資為生的人來說是好事，對受薪階級就不妙了。
此外，薪資本身也變得遠更為不公平，公司執行長的薪水直線上升，員工薪水卻減少了。在一九六〇年代，執行長的平均薪資是一般員工的三十倍，現在這個比例是超過三百倍。
生產力成長也趨緩了，經濟成長是因為工作人口成長(比一九八〇年高出四十二％2)，而不是生產力提高。這表示現在要分享總薪資的人數也多了四十二％。
本書原文版網站(99-percent. org)上的附錄三含有對英美兩國數據的完整分析，就算你本來不是個數據宅，我也建議你去看看，自己眼見為憑。
所以說，從數字看得很清楚──
而這就是經濟學家看待這些議題的通常方式：看數字。對經濟學家來說，「需求」的具體定義就只是我們購買商品或服務的那個現金值，不同種類的需求之間沒有質性差異。
不過看這件事還有另一種方式──一種沒那麼縝密，但或許稍微更具洞察力的方式。
我們可以簡單想像一道由不同需求排列而成的光譜，排在最左端的需求可以視為「生存之必需」，最右端的需求或許只是「人顯然不需要但想要的東西」。
光譜最左端的水、食物、棲身處(以及必要時的醫療)都是絕對必需品：缺乏的人很快就會死亡。對「需求」做任何有實質意義的定義，都一定得涵蓋這些非常基本的東西。
頂層的一％得到了什麼
無論是本書還是其他來源，都有大量證據指出，社會頂層一％的人能夠獲得大量的收入和財富。財富會帶來地位、權力和權勢。財富能夠買到最好的教育和醫療，甚至還能買到正義。
如果要問有誰能從現狀獲益，那毫無疑問會是頂層的一％；更具體地說，是那一％裡的〇．〇一％。
超級富豪平均來說比底層九十九％的人更幸福，這應該不成問題，但兩者幸福的差距，並沒有兩者財富的差距那麼大。
為何對富人的日子並沒有看起來這麼美好？有三個原因導致極端不平等也會對富人的幸福造成負面影響：首先是因為很矛盾地，他們的情緒比一般大眾更容易受到不平等影響；其次是因為財富能買到的東西不如他們期待；而最後是因為財富導致他們孤獨。
在財富和收入分配裡位於中間或更上層的人能夠免於不平等的傷害，他們不太可能會知道自己在全國或全世界的財富排名(pecking order)；就算知道，他們跟前一名之間的差別也可以忽略不計。
但超級富豪的世界並非如此，巨富們的排行榜舉世皆知，榜上的一些人靠著自己的身價來定義自我價值，引此排名稍有變動就能讓他們痛徹心扉。
比方說根據報導，沙烏地阿拉伯的阿利德．本．塔拉勒(Alwaleed bin Talal Al Saud)王子就非常在意自己的財產在二〇一三年富比士(Forbes)富豪榜上的排名。他認為自己應該是全世界前十名的超級富豪，但富比士並不這麼認為。下面是二〇一六年的榜單：
要前進一名平均要增加八％的財產──這並非容易的任務，因為目標的財產也會增加。比方說艾利森雖然非常有錢，但比爾蓋茲的財產幾乎是他的兩倍。就算兩人的生活方式都一樣不受金錢限制，但如果說艾利森會對自己和比爾蓋茲的差距感到芒刺在背，也算是十分合理的猜測。
不平等會讓超級富豪痛苦的第二個原因，是來自那些他們亟欲擁有的地位財(positional good)，比如倫敦伊頓廣場的宅邸、畢卡索真跡或是整地窖的拉菲堡紅酒，而這些商品的供給都非常有限。有錢人愈來愈有錢的同時，地位財的供給量並不會增加，因此這些財產的價格會不斷上漲。避險基金(hedge fund)經理保羅．辛格(Paul Singer)就抱怨過，超級富豪根本是在惡性通膨的潮流尖端生活。
儘管比起底層人民苦思如何湊出下個月房租的麻煩，這些尖端通膨所造成的不快當然微不足道，但這也道出了令人洩氣的真相，那就是即使努力成為超級富豪，要擁有畢卡索或梵谷真跡、入住漢普頓或梅菲爾豪宅，仍然沒有比較容易。只要有太多的錢競購稀缺的商品，通貨膨脹就會加劇。
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地方都沒有這種問題──實際上近幾年來，通貨緊縮才是整體經濟中最令人擔心的問題；可是對超級富豪來說，通貨膨脹卻是十分真確的大麻煩，因為他們的錢實在太多了。
第三點或許也是不平等最讓有錢人痛苦的一點：孤立感。另一名避險基金富豪湯瑪斯．帕金斯(Thomas Perkins)很明顯就感受到了來自底層九十九％的威脅。
他在一篇給《華爾街日報》(Wall Street Journal)的投書中警告：身在舊金山這個進步思想的震央，我想提醒各位，美國人向一％「富人」發起的進步戰爭，和納粹德國對「一％」猶太人發起的法西斯戰爭，兩者之間有多麼相似。
從佔領運動(Occupy movement)，到《舊金山紀事報》(San Francisco Chronicle) 的字裡行間充斥著對富人的妖魔化，我發現一股仇恨的浪潮正湧向一％的成功人士……美國人的思想出現了非常危險的變化。一九三〇年的人們無法想像水晶之夜(Kristallnacht)會發生；現在的我們能否想像到，「進步的」極端主義(radicalism)將步上它的後塵呢？
有錢人真的想的不一樣
雖然這算是很極端的說法，但帕金斯並不是唯一感到孤立和焦慮的人。在一份波士頓學院為比爾與梅琳達．蓋茲基金會(Bill &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)所做的研究中，超過一百六十名受訪的超級富豪回答了他們對財務、家庭和友誼等各種人性需求的感受。其中不安全感的程度特別驚人。
報告中提到一名受訪者表示如果他銀行裡沒有超過十億美金，就「無法對財務狀況感到安全」。其他人雖然不需要工作，卻十分糾結工作的問題。其中一個人解釋：「財務自由只會造成焦慮和猶豫。我這輩子都為自己的能力惴惴不安，因為我的錢都是繼承來的。」
還有些人認為鉅額財富無助於締結深入、令人安心的關係。
實際上，富人似乎也普遍對世界的未來極度焦慮。
歐逸文(Evan Osnos)就在《紐約客》(New Yorker)的一篇文章中談到有錢人之間盛行為世界末日做準備的現象：「在矽谷或紐約之類的地方，美國最富有的人正準備好面對文明的崩潰。」他列舉了這些人為大災難所作的準備：在紐西蘭購置房產、接受求生訓練、興建末日地堡、預約末日生存設施的名額。
當然，儘管有這麼多困擾，超級富豪還是遠比貧民要來得幸福，只是幸福的程度和他們的財產並不成比例。
本文由聯合報系授權轉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