為避免社企之名被濫用，台灣是否該訂立一部社企專法？此論戰自2014年進入社企元年後就沒停過，包括今天在立法院審查的「公司法」部分條文修正案。
「這一次公司法大修，有卅個版本，非常混亂。」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方元沂說，「各方利益關係人都站出來了。」
方元沂在「民間公司法全盤修正委員會」中，負責社會使命型公司（又稱「兼益公司」）的部分。他盤點目前戰場上，交鋒最激烈兩派版本：一派，是經濟部擬具的院版草案，不立專章，但有配套；另一派，則是時代力量立院黨團、國民黨立委許毓仁，為採行「兼益公司」（Benefit Corporation）的專章派（引進美國於2010年立法建立的新型態公司組織，以區隔傳統營利企業）。
目前兩派版本，針對公司型社企的「資訊揭露程度」與「社會使命鎖定」兩大爭點上，各執一詞。
「資訊揭露程度」，意在遏止企業「掛羊頭賣狗肉」，以社企之名，行營利之實。院版草案提出公司法第393條修正案，將企業「公司章程」公布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站；但卻設有前提是要「經公司同意」。時代力量版，則在「兼益公司」專章中，明訂公司型社企應公開公司章程，並定期揭露公益報告。
「一個公司型社企，怎麼會由股東，特別是董事會的大股東，去決定是否對外公開資訊。」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所長侯勝宗說，院版草案的配套「只是做半套」。
侯勝宗支持立專章。他認為，公司型社企，初創就以社會利益為目的與使命，也就不能同傳統營利企業一樣，以股東利益（shareholder）為優先，而該考量「利害關係人」（stakeholder），包括員工、消費者、環境等，「章程透明，大眾才能監督」；反之，若免除揭露義務，任何企業皆可宣稱自己是社企，不附舉證義務，恐有「洗綠」（Green-Washing，指傳統營利公司偽裝成社企）的疑慮。
立委余宛如則支持院版草案。她指出，專章版本要求公司型社企，公開公司章程，定期發行公益報告，「是需要成本的」；若以法律強制規範，將影響小型公司型社企的運作。
至於「社會使命鎖定」部分，起因於許多公司型社企在融資過程，遭股東惡意奪權；或經大企業整併後，推翻其初創時的社會使命。例如，綠色環保美妝品牌The Body Shop，先後被知名大廠LOréal、Nautura收購；或公平貿易茶品牌Honest Tea被可口可樂併購後，皆曾引發爭議。
「世界上有太多悲劇的例子了。」綠藤生機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鄭涵睿說，所有的公司型社企，都害怕一件事：十年以後，或是創辦人離開公司後，當初的理念與使命還能永存嗎？
對此，院版草案提出第157條與第175條之1修正案，讓原僅適用於閉鎖型股份有限公司（即股東人數五十人以下）的「特別股」機制，擴大適用至非閉鎖型公司。
唐鳳表示，此舉讓具社會使命的人，透過事先約定，擁有更多決策權，「例如持百分之一的股份，擁有百分之四十九的表決權」，以鎖定公司型社企的社會使命；此外，民間社群也已針對「明定社會使命」的社企，建立第三方的標準，如社會企業自律平台的認證機制。
「但誰又能保證持股者不會變心呢？」iLOHAS愛樂活、FitGlasses共同創辦人張佑輔指出，「使命鎖定」的立意，是讓社企初創的精神長存，而非鎖定於特定經營者，「徹底的人治，要求企業自律，說穿了就是沒有監督。」
時代力量版本，則明訂「兼益公司」須兼具「社會、環境及財務等三重價值之公司」。方元沂認為，此舉等於是將社會使命「像DNA一般，植入公司型社企」，確保公司從始自終，鎖定其社會使命。
元沛農坊創辦人許又仁支持立專章。他認為，「有專章，才能篩選資本，讓良善股東進得來」；此外，第三方認證不足以取代公司型社企的法律位格，例如，美國設有「B corp」認證，但企業建立名聲後，可能放棄認證，回歸營利導向。
但余宛如認為，社企太早訂定具體的雛形，不一定是個解方，必須評估國內社企發展的脈絡，「不能直接把國外的法規納進來套在台灣上。」
不過方元沂指出，政府自2014年起，就以「先行政，後立法」作為國內社企施政方針，「現在正邁入後立法的階段，才能形塑健康的社企生態圈。」
許又仁也認為，設立專章後，「社企精神被凸顯，就像是Highlight一個模範生，大家才會follow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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