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學社會系教室裡，分組討論熱烈進行著。當時大三、重度聽障的林淵智坐在小組中，卻鮮少發言。他始終聽不清楚同學說的話，也不好意思一再追問，於是安靜等待一切結束。
聽不清楚、難以加入討論；「覺得你不太用心」這來自組員的評論，讓林淵智感到挫敗。
林淵智鼓起勇氣問授課老師，能不能改以個人報告取代分組成績。得到的回覆是：「每個人將來出社會，都要團體分工，你需要去面對。」
聽不清，也說不清的學習困難
23歲的林淵智就讀台大心理系，他雙耳失聰，四歲時開刀植入電子耳後，可以靠右耳聽到聲音、搭配簡單的讀唇輔助，從小在普通班和非聽障同學一起學習、以口語溝通，外表看來與常人無異。
不過，林淵智在生活中，會碰上許多難以敘述的「隱形障礙」。
升大學前，如果班上太吵聽不清老師說話，林淵智會回家讀教科書，補齊當天漏掉的內容；比起跟同學聊天或玩耍，他更喜歡靜靜地看書。「但是大學有更多團體作業，必須要一直想辦法融入環境裡。」林淵智說。
林淵智在心理系之外，雙主修社會學系，但社會系課程大多要求學生分組討論。每當多組人馬在教室同時開講，「異口」對林淵智而言，都是「同聲」。
林淵智曾和組員說，他是聽障者，聽不太清楚，同學的直覺反應是「說大聲一點」。但對林淵智來說，四周只是變得更吵。問題也在於：確切需要什麼協助，有時他也說不清。
當過廿年聽力師的雅文基金會聽能管理部主任林淑芬解釋，電子耳、助聽器可以擴大音量，「可是，它會一視同仁地放大所有聲音，於是聲音很容易重疊。隨著聽力狀況越差，大腦把重疊訊號分開的能力就越弱。」林淑芬說。
同為聽障生、大一就認識林淵智的台大地理系畢業生蔡沛瑜說，她也修過社會系的課，選課前已經做好心理準備：希望透過大量的分組討論，好好練習與人應對的技能。
結果同樣受挫。
班上U字型的座位安排，讓蔡沛瑜看不到同側同學的嘴型。又遇上世紀大疫，口罩遮住臉部表情和唇形，蔡沛瑜上課像在玩猜謎，「我跟著同學視線，猜誰在發言，實在辨識不了的話，也只能放棄。」
輔助資源不好用，聽障生如教室邊緣人
為了解決聽障生聽課的困難，教育部補助遠距麥克風聽覺輔具——FM調頻系統，當發話者配戴發射器說話，系統能將聲音調成聽障生能聽見的頻率，傳到他們配戴的接收器中。
林淵智也有這項輔具，但無助於改善他在課堂討論上碰到的困難。因為課堂討論過程往往七嘴八舌，要求同學輪流配戴發射器再發言，根本來不及。
照理說，教師單向授課的課堂，就應該適合使用FM調頻系統了吧？
林淵智的經驗卻不美妙：「老師答應配戴，卻覺得掛脖子上不好看，把發射器放在桌上。」老師瀟灑地來回走動講課，調頻系統無法精準收音，對林淵智一點用也沒有。
蔡沛瑜補充，FM調頻系統老舊，時常連接不到，如果課上到一半斷線，「我也不好意思在全班面前舉手中斷課程，讓老師花上幾分鐘重新連接」。這種時候通常只能勉強靠自身還有的部分聽力，上完這堂課。
「聽打員」是另一項可用的學校資源，不過最大問題是找不到人。蔡沛瑜說，學校只補助經費，人選要學生自己找，她曾經在社群平台上徵聽打員，「不容易找到剛好有空堂的朋友，而且聽打員只領最低時薪，要做的工作卻很辛苦。」花時間之外，大學課程的專業知識也不是人人能懂。
此外，以林淵智和蔡沛瑜就讀的台大為例，校方給的額度是一學期80小時，如果以一週修20學分的課換算，一個月就會用完額度。實際上一學期頂多兩門課申請聽打員，且要在學期前申請，若是學期中課程有異動無法調整。
種種輔助資源不到位，讓聽障生成為大學課堂中的局外人。
「你為什麼不求助？」
很多人認為，遇到障礙時開口「說出來就好」，自然能得到幫助。但現實中，聽障生的需求未必能被妥善回應，選擇隱藏，還得面對「為何不求助」的質疑。
因為覺得不適合團體討論，同學「覺得你不太用心」的評價也令林淵智感到羞愧，大二某堂課後，他問老師能否不參與分組、另作個人報告，只得到「現在不訓練，出社會也會遇到相同情況」的回應。
這些「你應該要靠自己克服」的論調，在林淵智碰到困境時，總會反覆出現。
林淵智說，當時聽到老師的話，他也覺得對方說得沒錯；和朋友分享老師不戴輔具的事情時，對方反問：「為什麼不當場舉手、或是下課時請老師重戴？」
林淵智曾花許多時間檢討自己是不是個性太消極。但是，這些言論還是讓他覺得有點「怪怪的」。
林淵智問：「不想造成別人麻煩、盡量隱藏缺陷，是每個人多少都有的思維。但為何當問題落在身心障礙者時，所有人都要求我們站出來大聲求助呢？」
向人說明「我怎麼了」 需要練習
聽力師林淑芬發現，很多聽損者不知道怎麼向別人說明聽力困境，「他們會說『我有時候會聽不清楚，請大家多多包涵。』，可是沒有具體地說『我需要什麼』。」
林淑芬認為，聽損者提出具體要求之所以重要，是為了避免其他人依循刻板印象，覺得說大聲一點就好，又落入聲音重疊的惡性循環。
林淑芬有位多年好友是單側聽損，「從我認識他的第一天起，他就會自然地把我拖到他聽力好的那一邊。」林淑芬說，好友總是不厭其煩地提醒，久而久之，朋友們都知道要站到他的左側說話；來到新環境，也會記得讓他先選方便聽大家說話的位子。
「這真的不簡單。」林淑芬說：「但是如果他不說，其實不會有人替他說。」
然而，「說出需求」需要練習。林淑芬說，雅文基金會常到聽障生就讀的幼稚園和小學宣導，幫助師生更認識聽力障礙。但她觀察，當聽障生進入小學高年級，就會開始排斥基金會入校介紹。「有些孩子希望大家先用正常的方式認識他，可能開學一兩個月後，他才願意去解釋自己的聽力狀況。」這時，林淑芬會鼓勵家長跟孩子討論，如何向同學介紹聽力障礙。
這就是一個練習「說出來」的機會。
原來不是只有我一個人
除了練習說明需求，找到障礙同盟也很重要。
林淵智和蔡沛瑜是大一英文課的同學。奇妙的是，兩人認識快五年、又同為聽障生，平常聊生活和課業，卻幾乎沒有聊過和「聽障」有關的事。「兩個有障礙的人，不一定一見面就會談到障礙。」林淵智說，「這是平常不太想要輕易去碰的話題。」
五月，林淵智和蔡沛瑜相約吃飯聊近況，偶然說起在台大上課的心得。那天話匣子一開，聊了三個多小時，林淵智發現他因聽障碰到的種種困難，原來不只是「個人經驗」。蔡沛瑜也很驚訝，在那之前，她總覺得適應社會是自己的責任，而不是可以向外求助的事情。
那次聊天的結論是：這些事情應該要寫出來。
隔天，林淵智開始寫他的故事，兩小時內，就完成一篇超過三千字的長文。林淵智很少對外說作為聽障生碰到的不容易，但多年累積的感受化為文字那一刻，他幾乎不用思考。
「我只是把腦中直覺抓下來，自然而然就寫出來了。」林淵智說。
社群貼文引迴響，促成討論
5月12日，林淵智在個人臉書發文，接著把這段經驗談轉貼到「台大學生交流版」。這篇文的開頭是這麼寫的：
貼文迴響超乎林淵智的預期，超過兩千人按讚、六百次分享。
更珍貴的是，上百則留言中，有其他聽障生分享經驗：有人長期左耳聽損卻不自知，直到某天忽略左側點名聲，遭受責罵才發現；有人在疫情期間放棄原訂要修一學年的課，因為同學的聲音都悶在口罩裡，也看不到對方唇形；還有人因為聽力限制，很少加入同學之間的聊天，結果被認為不合群。
更有聽障生留言表示：「看你的文章看到哭出來，大學畢業後繼續升學，我仍一次又一次體驗這些痛苦。」
也有曾跟林淵智修過同堂課的組員留言表示，過去不知道他在討論課上碰到這麼多困難，這篇貼文讓人知道如何更好地跟聽障生合作。
大聲說，不如慢慢說
那麼，在嘈雜環境裡，如何跟聽障者良好溝通？
林淑芬提出兩點建議：第一、在安靜的環境談話，減少周遭雜音；第二、輪流講話，避免聲音交疊。
林淑芬提醒，很多人覺得「說大聲一點」可以讓聽障者聽清楚，這其實是迷思。
林淑芬也指出，雖然不是每位聽障者都會讀唇語，但臉部表情有助於理解談話內容；在不影響防疫的狀況下，建議脫下口罩交談。
訓練聽打員，營造「聽得見」的課
林淵智在大學認識的聽障同儕不多，透過發文，看到了更多人的故事。過去想不到解方而索性不求助的事，也因為公共討論看見解決可能。
林淵智說，有人傳訊息跟他分享，可以在討論課用通訊軟體跟組員溝通。這樣就算外部討論聲嘈雜，仍可以透過即時的文字訊息，清楚地交流討論內容。
貼文下方也有人提到台師大設有專業聽打員培訓機制及群組，能解決聽障生找不到聽打員、或聽打員不符需求的問題。
一手建立這套培訓系統的台師大特教中心退休副研究員蘇芳柳說，聽打能讓確保聽障生獲得即時、正確的訊息，有意義地參與課堂。
台師大特教中心資源教室輔導員吳佳琪說明，聽打稿不等於逐字稿，聽打的目的是讓聽障生能「參與課堂的情境」。她說：「就連老師講的笑話、故事，我們都會提醒聽打員要描述。」
為提供聽障生有效的聽打服務，台師大資源教室會參考聽障生的系級，寄出聽打員招募資訊，盡量尋找跟聽障生同科系、甚至同一堂課的學生擔任聽打員。
在正式提供聽打服務前，這些學生必須參與培訓課程，了解聽打的功能和技巧，接著還有三周共12小時的有薪實習，資源教室的教師會隨時提供指導。台師大也提供比照業界的聽打時薪：每小時400元，不只是基本工資。
《願景工程》也採訪負責特教生輔導事務的台大資源教室，顧問丘彥南表示，過去較少碰到學生反應這些學習困境，但現在的教學形式越來越多元，「我們可能要更主動去關切學生需求。」
多一點看見，多一些改變機會
林淵智的文章和迴響，為蔡沛瑜打了一劑強心針。「我覺得看到社群的支持陪伴是件好事，能夠更勇敢去發聲。因為知道我不是一個人。」蔡沛瑜說。
蔡沛瑜國中時因為講話不清楚，在全班同學注視下，頻頻被老師要求「再說一次」，從此對公開發言產生陰影。多年來，她也一直思考，是不是要再開朗一點、外向一點，才能跟其他人相處得好一些。
但和林淵智談話之後，現在蔡沛瑜覺得，外界環境也該改變。例如優化教室硬體、調整討論課空間配置，讓聽障生聽得清楚、幫助他們勇敢表達，而非只有聽障者單方面努力「跟一般人一樣」。
蔡沛瑜說：「我一直在調整發音、練習和人溝通的技巧，但我同時也希望社會可以更包容我。」她舉例，如果大眾對於聽障生的需求有更多認識，「我就不會那麼懼怕『麻煩』別人使用輔具。」
而對林淵智來說，因為聽力障礙，他長年背負著說不出口的壓力。如今站出來發聲，意外促成聽障生與可行解決方案之間的對話。
交流版成員包含許多教職員，林淵智希望可以藉此讓有權力改善的人，更加了解聽障生的需求。如果未來的聽障學弟妹可以因此而受益，那麼他曾經受過的苦，也就不算白受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