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中央更積極的自治條例
趕在年底市議員、市長選舉之前，台北市議會三讀通過「台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」，成為全國首部2050淨零排放目標入法之地方法規，頗具指標意義。
自治條例明定市府所屬各機關權責，成立「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」整合、協調及監督；除減碳外，亦強調「增匯」，以達成碳中和目標；並設立「氣候轉型基金」及氣候調適專章，勾勒韌性、海綿之城市發展願景。自治條例八大核心項目包含「除碳」、「創綠」、「節電」、「綠運」、「減廢」、「增匯」、「調適」及「永續」，草案全文尚未公告，文字授權議事單位整理中。
走在中央之前，但是否能務實達成，當然也引起不少質疑，自治條例是否能達成城市淨零目標，「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」及「增匯」制度建立，是重要關鍵。
建立獨立、法定職權的外部機制
「氣候變遷因應推動會之設置要點」，由市府另定之（第5條）。台北市如果玩真的，必須在子法下功夫，效法英國氣候變遷委員會、德國氣候變遷專家委員會賦予明確職權，成為有別於既有市政會議之獨立機構，授予提出碳預算規畫和長期目標（不只是被動審議），審查評估各局處減碳績效，進行各期碳預算政策評估等法定職權。甚至要參考德國氣候法，規定委員間祕密投票，選出委員會主席與副主席，自訂程序規則，做到真正獨立，而非由行政機關代行。
這一步也將決定台北氣候法治的高度，是否能走出行政本位的思考，走出市府團隊舒適圈，納入專業意見並強化管考。
城市特質影響「增匯」路徑
自治條例另一亮點是中央「氣候變遷因應法」草案幾乎沒有著墨的「增匯」，包含增加樹木碳匯，如校園樹木碳匯量化、課桌椅汰換為固碳材料（碳保存）、加強行道樹、公園綠地與森林資源碳匯管理（第2條）；訂定碳匯經營增量辦法，保育濕地（第27條），監測都市樹木與森林健康狀態及碳吸存變化（第28條）等，注意到碳匯必須納入管理、經營與監測，跳脫過去只關注減碳（仍是汙染），而忽略吸碳（吸收汙染），可謂重新認識碳匯，承認自然資本內在價值，是觀念上的一大突破。而關注到「增匯」也會將城市淨零治理拉向更全面的思考，重塑城市的特質，認真面對氣候治理框架下的侷限。
「增匯」的方法與選擇，與城市特質有關，台北不是一座工業城市，不會傾向依靠地層、設施或場所等工業製程方式捕捉、封存或利用二氧化碳來增匯，也因此在自治條例裡面，所提面向都是自然碳匯，特別是樹木、森林，這也與碳匯方法學發展進程有關。
相對於土壤、海洋邊界較不明確，量測不易，一棵棵不會移動的樹木量測較為簡便，可量化、可預期讓「增匯」政策推動更有著力點，而樹木固著於土地，縣市範圍清晰也貼近人民，成為「增匯」的不二選擇。
城市淨零排放的挑戰
淨零要達到收支平衡，即碳吸收（碳匯）等於或大於碳排放。城市在很多方面可以做到減碳、調適，《地方制度法》第三章賦予城市土地行政、都市計畫及營建、財政、社會福利、教育文化及體育、勞工行政、經濟服務（農林漁牧、自然保育、工商等）、水利、交通及觀光、衛生及環保、公共安全與事業經管等權力，但其中許多事務權責劃分，仍以中央為主。
例如，建築管理，城市可以有「綠建築自治條例」，以高於中央的標準獎勵之，但根本性的變革，仍須內政部修法；綠色運輸與電動車，城市可以劃設「空氣品質維護區專區」禁止汙染車輛進入 ，鼓勵電動車持有、停車等，但有關車輛效能標準，燃油汽機車汰換時程表，非城市所能置喙。
能源是最明顯的例子，能源為中央管事務，決定每單位用電碳排放量之電力排放係數，再生能源發展規劃，再生能源發電傳輸之饋線建置（台電），再生能源憑證發放等，城市只能被動因應。
而上述中央地方權責劃分，是城市淨零在體制上的挑戰，相形之下，城市「增匯」反而比較有空間。
「增匯」就是投資自然
2020年台北碳排放量約1,138萬噸，其中林業（森林碳匯）部門吸收量佔總碳排放量的2.11％，約24萬噸，勢必需要以極大力度「增匯」。所幸，目前林業部門盤查只包含國、公有林，尚不及城郊邊際土地、行道樹、都市林，以及私有樹木。
從「增匯」的系統角度來看，問題核心其實是城市是否確實掌握，於城市土地範圍內的自然資本，先不論土地權屬，而是任何「事實」上能夠固碳、吸收碳的植物。而為了簡化調查與降低變動，先以「一定大小」的樹木為基礎進行。
這是城市「增匯」有別於功利性，僅關注吸收二氧化碳排放之外的深意，也符合台北市打造綠色城市、宜居城市的願景。因為投入「增匯」，就會帶來綠地增加，更高品質的綠地經營管理等環境效益。
那麼，城市有沒有可能「極大幅度」增匯？倫敦國家公園城市的實踐，可提供參考。
倫敦國家公園城市
英國倫敦是個有著九百萬人口的超級都會，讓「讓倫敦成為國家公園城市」聽起來有點異想天開，但這個理念卻逐步實現。
這樣一個浪漫的想法，由一位童書作者、攝影師與地理老師丹尼爾艾里森（DanielRaven Ellison）於2015年發起的草根運動，城市的所有階層的人都可參與。這個概念跟一般的國家公園不同，卻是由國家公園所啟發。
倫敦國家公園城市的成功，仰賴有一位有遠見的市長支持。2016年倫敦市長薩迪克．汗（Sadiq Khan）上任以來，力推超過200個綠地改善項目和種植17萬棵樹木；2019年倫敦進一步頒布「倫敦國家公園城市憲章」，做為建設基準，正式宣布成為全球第一座國家公園城市。
在上個世紀公園系統基礎上，倫敦綠色空間從外環大面積綠地，逐漸向中心延伸，透過綠帶、綠楔（空間不大但具可連結綠地的樞紐）、綠斑（畸零地綠化）等不同單元，形成一個綿密且每個人都可及的綠色網絡。綠地的屬性，也從單純空間綠化，轉向為強調經濟、社會屬性的空間，也是城市「增匯」可得到的多重效益。
倫敦成為世界第一個國家公園城市是什麼概念？
這座城市被47％的綠地（包括公園、花園與林地）覆蓋、有2.5％的藍色地景（池塘、運河、河流、湖泊）、道路面積只佔城市12％、住宅比例只有9～10％，樹木高達830萬株（包括行道樹），朝向一人一樹目標邁進。
台北市已開響城市淨零競賽的第一槍，進入淨零排放的深水區，也開始面對「增匯」所帶來的挑戰與機遇，可供中央刻正修法之《氣候變遷因應法》及其他城市作為借鏡。年底六都選戰，候選人們能否意識到上述城市淨零關鍵？為自己的城市找到一個真正可以實現城市淨零，為城市帶來新增碳匯的市長？值得選民好好檢視。
（本文授權轉載自「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」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