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年在汽車旅館下藥迷昏勒斃兩名子女的吳姓單親媽媽，去年一審時依殺人罪被判處死刑。當時法官的判刑引發兩派爭辯：藝人隋棠批評法官輕視單親媽媽的困境；也有人痛斥單親媽媽冷血，贊同死刑判決。該案二審時改判無期徒刑，褫奪公權終身，並在今年三月底遭最高法院駁回上訴，全案定讞。
我寫此文的目的並非要延伸去年兩派網友對於本案的爭論、對殺子案判刑的結果進行評論。在母親節前夕，人人都在高歌母親有多「偉大」的時節，我想藉著吳姓單媽殺子這個案例，從貧窮單親媽媽的生命困境來談談「作母親」的艱難。
育兒媽媽如廁也不敢關門 當代「密集母職」的困境
我剛進大學教書時的畢業學生，最近陸續成為母親，我經常在臉書上看到她們分享初為人母的甜蜜與辛苦。其中有一張網路圖文令我印象深刻：那是一位年輕媽媽坐在馬桶上，廁所的門開著，門前坐著一位哇哇大哭的嬰兒。我在十多年前成為母親，這個育兒畫面也曾經出現在我的孩子還幼小時。我永遠記得當時的自己，一個人孤單在家，時時刻刻面對孩子的各種需要，在沒有任何人可以支援的情況下，連上個廁所都必須犧牲隱私的窘迫感受。
將時光倒轉五十年，對照民國六十年代台灣社會的母職圖像，我們會發現當時的母親雖然育有子女數相對多，但是她們所承擔的育兒標準與壓力並沒有當代母親高。美國社會學家Hays將當代這種「以孩子為中心」的母職圖像稱之為「密集母職」（intensive mothering）。「密集母職」的現象在台灣社會的興起，原因相當複雜。其中在文化上，「兒童權利」的觀念發揮相當關鍵的作用。
想想狄更斯小說筆下十九世紀的英國社會，它距離我們現下不過一百多年。他筆下的成人普遍以「疏忽」的方式對待孩子。大多數襁褓中的嬰兒，只得到極基本的照顧，母親或其他成人在繁重的家務勞動下，根本沒有餘力去回應嬰兒的情感需要。
年幼的孩子因哭鬧而被毆打的狀況極其常見；有些照顧者甚至餵食孩子鴉片讓孩子昏睡不吵鬧，讓大人得以專心處理其他家務。這些兒童虐待現象意味著：二十世紀之前，孩子的照顧安排完全是以成人的需要為中心。這種照顧安排當然會對孩子的身心造成嚴重傷害，但它最有效率：母親能從孩子哭鬧的干擾中迅速抽身，立即投入其他較具生產效益的家務。
「成人中心」的育兒模式與當代「以孩子為中心」的密職母職圖像形成強烈的對比。對當代母親而言，照顧孩子不只是吃穿睡的生理需要議題。照顧者同時要花心思評估，孩子「內在」的情緒及認知狀態，並用合乎孩子需要的方式陪伴孩子、與孩子互動。這使得照顧者在陪伴孩子的當下須極其「專注」。其他社會角色或家務的干擾，都可能妨礙她對孩子當下狀態的掌握與及時回應。也正是這種「專注」，導致那張「母親坐在馬桶上無助面對哭泣嬰兒」的網路圖文，在媽媽社群裡引起如此大的迴響。
「以孩子為中心」的育兒圖像，某種程度也受到國家權力的支持。二十世紀後半，各國政府陸續建構「兒童保護」防治體系，透過相關法規去懲罰那些因「疏於照顧」而導致兒童身體受到嚴重傷害的家長。
台灣的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》第51條規定：「父母、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，不得使六歲以下兒童，或需要特別看護之兒童及少年獨處，或由不適當之人代為照顧。」這就是很好的例子。從「兒童權利」的角度來看，孩子不僅脆弱，也因為能力的限制，無法為自己爭取權益，當一個社會的成人願意暫時捨棄自己的利益與計畫，將時間與資源投注到短期內無法發揮生產力的年幼孩子身上，這是很動人的觀念進展。
不過對母親而言，密集母職強調母親「一對一」面對孩子、專注於孩子需要的照顧樣態，的確很容易令育兒者陷入一種孤立無援、身心瀕臨耗竭的照顧困境。
社會提倡「高品質」育兒 責任卻全由媽媽一人扛下
事實上，若把大環境的變動納入考量，整個台灣社會現下的變遷趨勢，並不利於上述這種「以孩子為中心」的育兒圖像。儘管台灣主流社會對於孩子的照顧與教養標準變得越來越嚴格，但是整體家庭的組成規模卻日益縮小，家庭結構也越來越非典型。也就是說在育兒責任愈加密集的同時，家庭卻益發核心化、單親化。日益沈重的育兒責任最後完全落在年輕父母兩人身上、甚至是由母親單獨扛起。吳姓單親媽媽在接受媒體訪談時，曾透露她長達七年「單人育兒」的無助感：
回想我孩子的年幼階段，我跟另一半都是全時的專業工作者，我們除了為人父母的角色外，我和另一半在職場上，也必須面對主管和同儕對我們工作表現的期待。我們其實是靠著彼此之間性別協商，外加兩邊原生家庭不時的「代間照顧」後援，才捱過那一段高壓的育兒生活。然而，對單親媽媽而言，她們缺乏共同育兒的穩定伴侶。單親媽媽唯一可倚靠的只剩原生家庭。
值得留意的是：單親媽媽並沒有因單人育兒就此擺脫密集母職的文化束縛。從吳姓女子殺子案後引發的輿論可以看到，主流社會對於單親媽媽的母職期待仍舊高標準。而且就我在田野的觀察，多數單親媽媽也沒有因為單人育兒就放低自己的母職標準。
許多接受我訪談的單親媽媽，在談起自己的人生願景時都告訴我，她現在根本沒空想到自己、想到未來，只想趕快把孩子拉拔長大。這也使得她們找工作時，以這份工作能否「配合孩子的照顧需要」為優先考量。於是早餐店或零售業的計時人員就成了她們最好的就業出路。這類工作雖沒有加班壓力，工時彈性，但也因非正職工作，沒有升遷與加薪的機會，退休後甚至缺乏穩定的年金保障，老後的貧窮風險相對高。
這群單親媽媽之所以屈就在非正職工作，某種程度也反映了台灣企業普遍長工時與慣性加班的作法，根本不利於承擔密集育兒壓力的工作者。我在田野中遇到不少單親媽媽在懷孕期間、或孩子剛出生後，就因為雇主懷孕歧視、或者工時過長影響育兒而退出職場。一旦離開職場後，她們的人力資本迅速折舊，二度就業後，幾乎只能向下流動到低薪、且不穩定的臨時性工作。
貧窮單親媽媽的生命困境某種程度映照出：照顧者在台灣社會的高貧窮風險。台灣社會儘管將如此高標準的照顧與教養責任放在母親身上，卻從未善待母親。
每年母親節，整個社會都會透過各式的活動去讚揚母親的偉大。身為一位母親，我想說的是：